中時專欄:林谷芳》從汶川「援建」經驗談臺灣

中時專欄:林谷芳》從汶川「援建」經驗談臺灣

走九寨,爲美景,但幾次九寨之旅,回來後浮於心頭的卻更是其他:早期飛機未開航前陸路的艱辛,藏人處於此美景下的真實生活,當年紅軍翻越窮山惡水的歷史遺蹟。的確,少了人文,再美的景色也只是生命偶然驚豔的一瞥,無以長久觸動你的心靈。

這次的九寨更美,但回來後縈繞於心的依舊是其他,而經過汶川地震區的所見,更成爲此行最主要的記憶。汶川地震規模7.9,造成69227人死亡,17923人失蹤,有37萬人受傷,21.6萬間房屋倒塌,損失達8451億人民幣,臨時安置人口更高達5500萬,其破壞性可以說是全面的,而以松潘高原的地處邊陲,以大陸在掃貪之前普遍的紀律敗壞,可以想見,目前的災區如汶川、茂縣等仍應百廢待舉纔是,但事實卻是,到這兩個地方,所見的城市風貌,其清新明亮真讓人難以與這場世紀浩劫連接起來。

何以致之呢?世紀浩劫,舉世矚目當然是個關鍵,但這在任何國家皆然,重建之路,總前路漫漫,卻爲何獨獨在此能大出你所料之外呢?其實,迅速復甦的關鍵更在於一個落實的措施──援建。

「援建」,是「援助建設」的簡稱,它近乎是大陸的專利制度,改革開放初期,鄧小平的口號是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」,這一部分人是沿海、是東南、是城市,畢竟中國太大,鎖國既久,大家已吃慣大鍋飯,要改革開放,沒辦法大家一起來,只能先選幾個槓桿點作爲帶動。

然而,這種做法卻得面臨一個根本問題,優先順序的排比固是現實上的必須,但就國民該享有的發展機會來說,卻就有人須「暫且」被犧牲。而說到犧牲,也的確,就因這種功能性的措施,反而拉大了貧富、城鄉、中心邊陲之間原有的差距,帶來了更多的不平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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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建,正是在這背景下的有效因應措施,由中央指定發達地區支援建設特定的邊陲地帶,而此次汶川災區,更就「一省幫一縣」,例如茂縣就由山西,汶川就由廣東主要支撐起來。援建中還包含人才的交流,開發地區的官員到邊區掛職,邊區官員到開發地區進修,有了對比性參照,當事人在許多事物上當就能開闊許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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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援建政策有賴中央的強力主導,在一般西方所謂的民主社會中這基本不可能。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調節是透過背後一隻看不見的手,也就是市場機制來完成的:你不想老死邊陲,就會往城市移動;你受不了高房價,就會往鄉下定居。在此,人總是朝着他所認爲的最有利方向移動,而國家的任務也只在讓這移動更順暢、更平等。

這種理念有它的哲思背景,有它對生命主體的彰顯。但問題是:人的先天處境可以有巨大的不同,社會環境又遠比你能想像的複雜,想移動,未必動得了,甚至先天的落後已使你不會想到可以努力去移動。

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弔詭之處,它看來彰顯了人的主體與可能,但其實更保障了佔有先天優勢的精英,於是,如自由主義者所倡言的,人在不設限下會尋求自己最大可能的信念,也常僅只是個信念而已,畢竟,受限於既有條件的個人,往往還沒「自由移動」至中心時,就已在邊陲死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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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如此,汶川地震的重建如果放在一般資本社會恐就遙遙無期,受難者只能自認倒楣,多數人須遠走他鄉,到異域流浪奮鬥,而最大的可能就是被「自然淘汰」。然而就因援建,許多人卻能在自己成長的土地看到希望,在過去的記憶中想像未來。

在臺灣,資本市場、自由主義一直以來都享有它先驗的正當性,提起國家,一句國家機器就可將它嗤之以鼻,但所謂「藥毒同性」,一個制度是藥、是毒,原不是能孤立於外緣而自己說了算的。就如「援建」,看大陸的許多作爲,我們得放在大陸的社經文化來看;而談臺灣,我們也得反省所謂民主制度的先驗優越性是否正是我們思維的盲點,也纔可能從自以爲是的慣性中解套。

(作者爲臺北書院山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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